谢谢主席先生，各位来宾，下午好！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动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今年正好是改革开放30年，30年来，应该说中国做的最成功的产业是第二产业，其中尤其是以劳动密集的比较优势下的制造业，应该说无论是从它的微观的经济主体，还是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来讲，都发挥了非常高的水平。但是同时今年大家也知道，2008年世界上出了很大的一场危机，就是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的金融海啸，这样的一个事件，同时有很多的问题，当然有全球的经济结构的问题，因为金融海啸的底下是整个全球的实体经济板块的非均衡，这个板块就是经本位崩溃以后在全球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缺乏健康有效的货币体系，美元又充当了国际货币的角色，实体经济板块的非均衡就体现为美国的过度消费，然后世界上其他国家其中主要是日本、中国，亚洲其他的信息市场经济国家还有欧洲，还有石油生产国家，在美国的经济体外，通过贸易顺差积聚了大量的美元，美国经济体外的美元一定又会提出对美国境内的金融资产的需求，所以这就是华尔街能够不断的创造金融衍生产品的基础，通过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创造，所以全球的实体经济的板块的非均衡就通过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了，当次贷危机发生以后就爆发了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呢？中国至少有几个指标，非均衡是非常明显。

第一个指标是中国是过度储蓄，过度储蓄是什么概念？就是整个国民的储蓄减掉投资，正好是贸易顺差，所以我们将近两万亿的外汇储备，相当于中国居民的存款减掉贷款以后叫做存贷差，数额差不多，十几万亿存贷差，恰巧等于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个情况表明了全球当中一个每年GDP增长10%的国家没有办法充分利用自己的储蓄转化为有效的投资，为什么没有办法转化为有效的投资？这里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如果中国要想把自己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话，我想从结构来讲，有哪几块可以投的？第一块自然是以外贸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这一块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价格下跌，或者在全球竞争当中的产业链处于低端，这个大家已经看到了，需要调整，而且正在调整。金融风暴以后，调整的更厉害。第二块是什么？房地产，这个东西也已经引发了很多的问题，因为有中国的耕地面积的问题，土地不能利用的太多、使用的太多在房地产上，同时房地产产业在中国，由于中国的整个宏观经济的动态无效、储蓄过度，所以过早、过多的承担了金融资产投资的差错，引发泡沫。第三块还有什么东西好投的？就是政府的形象工程，投资主体是地方政府。第四块可能就是某些垄断行业的重化工。但是我们大量的第三产业领域，没有办法再进一步深化我们的投资，原因在什么地方？我想至少有这几个因素：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产品市场、商品市场改革非常到位，但是要素市场改革其实还没有根本展开，这个要素包括资金、土地，甚至也包括劳动力，因为城乡割据非常厉害；第二，中国的汇率，没有真正的起到反映真实的汇率的状态；第三，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上是垄断的企业和政府拿大头，劳动所得在整个收入分配当中下降到40%这样的程度，内需不足。这样在政府垄断的情况下，很多领域根本没有办法让民营资本进入，再加上我们的金融改革滞后，十几万亿老百姓的储蓄存款其实没有办法找到最好的投资项目，所以中国在这一轮金融海啸当中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因为最近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网站公布，中国投资美国的证券大概有9000多亿的美元，其中政府债券5000多亿，这是相当大的数额。第一位是日本，第二位就是中国。

下面我们看看，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个就不多说了。整个90年代到现在应该说增长速度是很快的，其中我们曾经在90年代后半期有一个回落，正好是朱镕基任期5年间，我们有一个通货紧缩，有一个回落，但是从2002年开始，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经济基本上是非常快速的增长，现在我们从增长的质量来讲，中国出现了结构性的非均衡是比较明显的，我们把这些非均衡分为宏观经济的内部非均衡和外部非均衡。从内部非均衡来讲，最重要的是投资和消费的比例，严重的不对称，因为我们的投资占到40%多，消费我们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总的消费，包括社会公共消费，如果扣除公共消费以后，中国的家庭的消费的比重就更低了，不足50%，从外部的非均衡来讲，就是内需和外需的非均衡，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以外需推动的境况，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刚才我也讲过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是全球非均衡当中中国的非均衡其实对于全球的非均衡有一个比较大的贡献。

从产业结构来讲，现在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城乡结构差距很大，现在我们一直在讲收入差距的扩大，其实收入差距扩大里面有很多原因，有人说是垄断企业的高收入，有人甚至把腐败的东西也加入到里面，实际上很多专家研究过我们的腐败不管怎么假定其实都是很小的比重，对于收入的差距的影响。最重要的差距其实就是城乡差距，还有就是区域发展的差距。从产业结构来讲，刚才讲主要是以工业主导，第三产业是严重滞后，所以我们说整个结构非均衡当中，大概产业结构的非均衡是主要矛盾，而且这几个非均衡互为因果，因为要素价格改革没有到位、金融改革严重滞后，因为汇率问题，所以导致了中国比较自觉地倾向于地方价值的制造业，所以价格在这里起的作用是不大的，再加上我们的收入分配，导致了我们的投资领域。

中国整个产业结构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我们现在大概是按照2008年8月份的数字，或者2007年，差不多农业是11%，然后第三产业是39%，正好两边拼起来是50%的数字，然后第二产业是50%的比重，这个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具体的演变，从98年到08年，10年间的演变，以及他们的绝对的GDP的数额。如果我们再补充一张，今天正好这个会议在上海，非常有意思，上海这样的城市，我们称之为国际性的大都市，他的第三产业的比重，终究是在50%左右徘徊，也是上不去。这就非常奇怪了，因为我们环顾全球，无论是香港、纽约、新加坡、汉城还是东京等等，这些国际性的大都市，第三产业的比重都是在80-90%这样的水平，但是上海多年来一直徘徊在50%左右，股市好一点超过50%，股市不好跌到50%以下。你想上海这样的一个城市，第三产业都做不到超过50%，整个国家在第三产业上面的问题就更大了。这个表给出的是国际上的比较，我们看左边的表是1993-2006年，三资产业就业的增长率，大家也可以看到第二产业的增长率是最快的，第一产业是不断的下降的，这是合理的，但是问题在于第三产业，我们始终是有问题的。

我的左边是一个比较，大家可以看到低收入国家服务业的增加值在700亿美元以下都应该在41%的水平，如果按照中国对应的话，中国现在应该是下中等收入国家，应该服务业占到52%，像上海这样的地方，因为上海现在是1万美元，应该在高收入的阶层，上海起码应该走到65%的水平，这是1991-2004年三资产业增长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从中可以看出，第二产业是最高的，第三产业始终是不成比例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要追究一下原因，除了刚才我所说的原因之外，中国长期以来的城市化、服务化水平是落后于工业化的水平，我们只要看这三条线，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业化，这里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机制呢？其实背后隐藏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作为生产要素的市场没有统一，改革没有完成。这里最关键的生产要素的市场就是劳动力的市场，就是中国的农民在和平时期这30年，大概转移了将近2亿人，这2亿人的头上始终带着农民工的帽子，由于他们带着农民工的帽子他们就不可能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所以他们的一些服务业实际上是被压制的，被严重的被压制了。我曾经到一些地方，农民工比较集中的企业，这些企业农民工连吃盒饭都比较困难，有些饭都是自己烧的，所以他对于社会服务业没有要求，对于社会服务业，比如医疗教育正常的城市居民都享受的东西，他们也被排除在外面，所以我们在工业化的当中，大概只有两亿人没有正常的消费，对于服务的消费，所以这是一个情况，这个背后又是劳动力转移了，但是土地又不能流转。

最近我们刚刚土地可以流转了，但是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限制，所以中国长期未来如果要提高我们的服务业，首先劳动力市场要统一，这2亿的农民工总是要变成真正的城市居民，这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这里就涉及到两大资本，一个是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我们现在讲产业结构要转型，但是难以转型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农民工又重复的制造农民工，因为农民工的子女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我们实际上产业结构的背后或者能源结构的背后，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素质的结构在起作用，今年调整了，大家都想调整，沿海某些城市，市长说我们的产业就是要把那些落后的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清除出我们的城市，把农民工赶出我们的城市，但是每一个沿海城市可以这样做，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讲，这些是不行的，就导致了估计2000多万的失业，6万家企业的倒闭，所以你要做好这件事情以前，做好产业结构调整，首先要做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劳动力结构我认为教育和培训是非常关键的，同时城市化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劳动力要流转，一个是人力资本，另一个就是土地资本。土地资本的曙光已经出现，但是现在禁锢还比较多，如果这两个资本可以充分的流转，流转在这个过去30年，中国的经验是什么？只要这些要素充分的流转，一定会提高这些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这些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一定会纠正中国畸形的产业结构，未来的30年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尤其是要素市场的改革开放是非常的关键，至于服务业内部非均衡的情况就不讲了，这里也可以看出很多问题。

从内部结构里面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就是中国的服务业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的消费型服务业为主导，现在生产性的服务业，就是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虽然有了较快的增长，但是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这里特别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的金融业，这次全球金融海啸，出现了很多应急的情况措施，比如说国家干预，国家大量注资，比如银行的国有化，比如国家的担保等等，也在国内引起很多观念上的讨论，有人认为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都在把银行国有化，我们就要更进一步产权改革，我们是不是要金融产品衍生产品呢？我之前发表过一篇文章，我认为中国的这次金融海啸当中应该获得的启示是中国进一步的金融改革，大力发展中国的金融衍生产品，因为中国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比重实在太低了，中国GDP的比重在全球已经占到6%的水平，但是金融衍生产品只有0.01%，我们完全是小弟弟，当然我们也有更多的更夸张的说法是可以到华尔街抄底了，我们应该怎么怎么做，甚至人民币可以变化国际货币了，所以这次金融海啸很有意思，但是实际上中国根本没有能力，中国懂金融衍生产品的实在是太少了，比如中兴泰富(同音)出了一个事情，很多现金都跳进去了，最近还没有暴露出来，总而言之，我们的金融还是小弟弟非常落后，正是因为我们金融落后，所以我们的投资项目，除了限制以外还是找不到有效的投资场所。

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公共服务业，这个当中其实很多都是政府垄断，比如医院、教育。第三产业的发展社会服务业是非常重要的，如何打破这些垄断？大发展，让民营企业进入所有这些领域，我们投资的效率就可以提高，我们很多投资款就可以找到给投资者有很高回报的这样一些项目。2003年以后，中国还有一个变化，重大的变化，跟刚才欧盟来的博士比较，现在我们的重化工比重就不断的增加，我们的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这个实际上也可以想象，中国因为所有的亮点都是在工业上面，03年以后随着汽车、住房两大消费品的更新换代以后，大家就知道中国的结构就开始往重化工方向发展，重化工方向发展以后，大家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的13亿人口，越来越多的人都要开上汽车的话，那对全球的能源是什么概念？对中国的道路是什么概念？对中国的停车要求是什么概念？对中国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概念？还有一个住房也是，都是水泥、钢材作为基础的，所以这些东西要值得大家思考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的扭曲之后，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最终的影响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不是很高，现在我们来看看原因以及怎么治理。首先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刚才我已经提到了，中国的劳动力的素质，或者说中国的要素的禀赋，决定了中国在这个阶段在国际分工当中的地位，大概首先还是朝着工业方向走的，这是它的要素的禀赋所决定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行业就可以看的出来，基本上高度集中在制造业，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现有一个现行认识，如果我们过度过早的调整可能会使整个宏观经济进入衰退的状态。

就如何治理来讲，应该是这样。第一，必须要改变外资在税收土地方面长期优惠的待遇，要保护工人的权利。第二，消除FDI，对于生产性服务业进入的障碍或者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允许跨国企业大多通过境外总部服务和商务服务对东道国的中间环节提供生产性的服务，刚才讲国内体制性改革还是一个政府角色要重新转变，其实我们从90年代后期以后大家可以发现，政府在经济当中的作用在不断的变化，是重化工的发展，政府在不断的增加他的权重，最近我看了一个报道，在浙江江苏沿海，地方政府同时帮助一些企业，做一些什么事情，就是消灭中小企业，扶持大的企业，所以这些实际上都是方向性的错误。